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的分析显示，澳大利亚有将近7%的工作者只能获得最低工资，而在他们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却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中。

文章摘编如下：

提高澳大利亚的法定最低工资，不仅有利于那些挣扎求生的单收入家庭。据统计显示，澳大利亚有将近7%的工作者只能获得最低工资，然而在他们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实际上生活在富裕的家庭中。

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提供的分析显示，在实际上领取法定最低工资的工作者当中，有13%生活在澳大利亚收入最高的20%家庭中。

由于其中很多是还在念书的年轻人，他们有可能住在家里，主要年龄在21岁到34岁之间。还有许多人是为家庭提供第二收入的女性。

2018年1月，澳大利亚工党党魁肖顿(Bill Shorten)的主张大幅提高低薪工作者的时薪，他认为，“最低工资不应再是生活工资”。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有效地提高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工资，特别是那些依靠最低工资的230万人。”

但商界集团和许多经济学家反对称，澳大利亚的法定最低工资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如果大幅上调这一标准，将会减慢招聘速度，特别是低技术工人的招聘速度，并激励企业加速以技术替代劳力。

该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反驳了“最低工资是‘生活工资’”的观念，这表明相对来说，在最低收入者中，只有相对少数的人永远处于薪资等级的底层。

澳大利亚的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数据显示，只有21%的人可以被称为“收割机工人”，也就是仅凭一份工资来养家的人。

“收割机工人”源于1907年一起有关阳光收割机工厂(Sunshine Harvester Works)雇员的知名诉讼案件，法院裁定一名不熟练的工人应该被支付足够的工资，以满足“一个在文明社会生存的人”的需求，包括让他的家人享受到“最基本的舒适生活”。

但2018年的劳动力结构表明，收割机工人是一个相对稀少的群体。根据研究，只有大约20%的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是其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墨尔本研究所(Melbourne Institute)教授伍登(Mark Wooden)表示：“就提高最低工资的决定而言，许多额外工资将会流向富裕家庭。

他说：“将近44%的最低工资收入者处于收入分配的前50%，只有16%真正处于底层20%。我们拥有一个高度具有针对性的税收和分配系统，有人说是世界上最有针对性的，我们有收入与财产评估，确保把收入支持给予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