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广州市南沙区制定出台企业行贿违法犯罪“黑名单”制度，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建立健全自贸区信用体系。制度对企业行贿违法犯罪“黑名单”的信息录入、查询、管理及相关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并形成由纪委监委、法检机关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参与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行贿人“黑名单”探索，于公众而言并不陌生。早在20年前，浙江宁波北仑区检察院就曾有所实践，最高检也一度主导建立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2018年8月，因机构职能转隶使得“行贿档案查询工作不宜继续开展”。2021年9月，中纪委联合中组部、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等七部门共同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工作，并再次明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的进行时状态。

在此前后，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的探索并未停止，包括海南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国家医保局通过信用评级将药企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黑名单，以及湖南2020年6月开始在工程建设领域“小切口”试水行贿“黑名单”，都与此番南沙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对行贿“黑名单”的参与形成呼应。而南沙版“黑名单”的不同，就在于营商环境优化的背景叙事和市场监管部门的高调参与。

首先要看到，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特别是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已经不独是法律机关的职责所系，而可以成为越来越多部门基于自身法定职权而有很多参与感的制度探寻。具体到南沙此次探索，对行贿“黑名单”的企业主体事实上还突破了个别领域的范畴，覆盖到辖区内全部市场主体的新量级。当然，按照中纪委等七部门对“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工作部署，明确划定了包括多次、向多人行贿，公职人员行贿以及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等重要领域行贿在内的五大类重点查处对象。

话说回来，南沙已经事实上延展了的企业行贿“黑名单”，依然是对整体“黑名单”系统建设的另一种“小切口”探索，与在其他重点领域仍须继续推动的行贿人“黑名单”建设同样是遥相呼应的关系。正如南沙区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所言，“信誉是企业生存之本，将行贿企业纳入‘黑名单’，有助于加大失信市场主体与守信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差距，降低企业的行贿意愿，推动南沙自贸片区更好地接轨国际规则，营造高标准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行贿人“黑名单”的建立，在法律对行贿行为严查严处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公示和联合惩戒，改变外界对行贿不查(或易被轻纵)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真正有效地打破信息孤岛，推进相关行贿人信息的公开共享、开放查询机制。鉴于目前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探索的区域局限性，有必要考虑通过更为彻底的信息公开以及主动通报，将黑名单内容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增加“黑名单”的威慑力，尽可能断了当事主体“换个地方再来一遍”的念想。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南沙行贿人“黑名单”的建立，恰恰也正是对区域法治环境建设的有力策应。而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自贸区信用体系为目标的企业行贿“黑名单”，更多是在市场监管领域的“分内探索”，其他领域对行贿这一行为彻底的否定性评价，可能依然还有赖法检机关的主导推进。可以说，南沙在扩大行贿人“黑名单”主体上的探索有突破、有力度，对其他地区、更高层级、更大范围的行贿人“黑名单”探索亦是一种有益示范。

关键词： 企业行贿黑名单 自贸区信用体系 广州南沙试点新政 行贿人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