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和徐锡根都长期从事工运工作，两人都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罗登贤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南方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

徐锡根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工联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

【资料图】

但是两人的政治品质却截然相反。

罗登贤于1933年被捕，英勇牺牲。

在此前一年，1932年，徐锡根被捕，选择了脱党叛变，此后成为国民党反共干将。

罗登贤：忠魂不死

罗登贤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28岁壮烈牺牲，后人甚至不知道他的生日，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就义的日子——1933年8月29日，以及他的遗言：“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罗登贤，1905年出生于广东南海——也就是今天的佛山市禅城区。他的父亲是玻璃厂的工人，母亲是农民。他11岁时因贫辍学，投奔香港南洋烟草公司做工的姐姐，跟着姐夫到香港太古造船厂当学徒。在船厂饱受欺压，也让他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1920年4月，香港5000多名机械工人举行大罢工，各机器同业工人纷纷响应。最终迫使资方提高了工资。这次经历使他认识到，工人只有组织起来，团结斗争才有力量。在工人运动中，他认识了工人领袖苏兆征、林伟民，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姐姐家那间又矮又黑的阁楼上，他每天深夜都点着油灯，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随着眼界渐开，斗争意志也越发坚定。

省港大罢工

1925年夏秋间，罗登贤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20岁。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省港大罢工。罗登贤在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下，积极参与准备工作。1925年6月19日，罢工爆发。罗登贤带领罢工海员和金属业工人离开香港到广州，参加反帝示威大游行。还发动香港机工联合会、金属业工人参加纠察队，武装封锁香港和沙基租界。1926年4月，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在广州成立，罗登贤被任命为总工会党团书记；同年10月，中共香港支部改为香港市委，他当选为市委常委。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罗登贤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在广州起义时，他带队攻打公安局和保安队，英勇战斗。起义失败后，他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秘密工作。

1931年春，罗登贤以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身份，被派往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的那天，他正在沈阳。枪炮声中，罗登贤坚定地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抗争。”罗登贤奔走于沈阳、哈尔滨、大连、鞍山、抚顺等地，组织工人、农民、学生举行反日罢工、示威，组织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在罗登贤领导下，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杨林、冯仲云等人先后奔赴东北各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创建反日游击队。

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年仅23岁的罗登贤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工人出身的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1月，罗登贤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2年12月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他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33年3月28日下午，在上海公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他和廖承志、陈赓等5人一同被捕。在狱中，罗登贤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刽子手用皮鞭抽，用杠子压他的腿，把煤油灌进他的鼻孔，将钢针刺进他的指甲，甚至使用了电刑。但他始终宁死不屈。敌人派叛徒胡均鹤来监狱劝降，被罗登贤和难友们痛打一顿。

3月31日，在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国民党法官污蔑罗登贤“反动”。罗登贤义正词严地怒斥：“我曾在大革命时代领导过反帝大罢工，我曾在东北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刚刚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了上海纱厂的反日大罢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卖国投降，出卖东北三千万同胞，才是真正的反动！”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敌人下令处决罗登贤。在通往刑场的路上，刽子手询问他有什么遗言。罗登贤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没有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徐锡根：反共干将

“亲爱的同志们，我百分百的相信你们在诅骂我说：‘无耻的叛徒，还有脸来同我们谈话’。但是我要百分百地诚恳呼一声，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原谅我……”

1932年12月3日，一份“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宣言出现在上海滩，作者为“前共党中委徐锡根”。

这徐锡根是何许人也？

徐锡根（1903-？），字炳臣，曾用名锡庚、冯琦等，江苏无锡人。早年在无锡纺织厂当工人，后到上海厚生纱厂当工人，其间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纱厂党支部书记。他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留在上海坚持斗争。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相继担任过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工联委员长、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追随罗章龙反对王明，成立“非委”，从事分裂活动。1931年3月调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2年9月，徐锡根因顾顺章出卖而被捕，随即叛变，并加入中统特务组织，改名冯琦。1934年任中统江西特务室主任。1941年，徐锡根和另一名叛徒、中统特务庄祖方等人联手破坏了中共南方委员会，制造了“政治上的皖南事变”，也就是著名的“南委事件”。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损失惨重，仅江西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2000多名党员被捕。被捕的包括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解放后被镇压），组织部长郭潜（后叛变，解放后逃到台湾）等。

廖承志被关押期间，庄祖方、徐锡根曾奉命前去劝降，庄祖方对廖承志说：“廖先生，你大号承志，应该继承先人遗志，转到国民党来共同奋斗才是。”廖承志听后怒斥道：“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请你把我的骨头捡几根，交给我娘好了。”徐锡根和廖承志是老相识，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向廖承志索画，廖承志便画了一幅《枯树、饿鹰、恶犬》图，讽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犹如枯木朽株、日暮途穷，徐锡根之类的国民党特务如鹰犬一样。徐锡根看过后，十分尴尬。

因其反共有功，1945年任江西浮梁区行政督察专员。1948年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3月，徐锡根从江西去职后逃亡台湾，再无音信。

【叛变行为学】变节者叛变之后，第一个标准动作是求饶，基本表现是宣布自首与“自新”。大革命失败后，豆腐干大小的共产党员自首广告连载于《中央日报》及武汉《民国日报》。鲁迅先生写文章讽刺说：“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就像徐锡根那样，这些变节者往往长篇大论地发表文章，先是为自己辩解，后是诋毁组织，最后表示悔过自新。几乎每个人都在老生常谈，不外“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搬来中国盲目的运用”，“中国工人数量只有三百万，何能领导中国革命”，如此等等。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想诱劝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投降、“自新”，但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屠刀面前都宁死不屈，怎么可能看了一纸荒唐的文字而去做狗？这些宣言起到的只有反作用：当时就让人们认识了叛徒的无耻面目，多少年后，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把他们钉在了变节者的名单之中。

鲁迅先生对蚊子十分痛恨，他写道：“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这些变节者在“自新”时也往往“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他们总要为自己辩解两句，例如卢福坦、王云程二人，就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我们这次转变并不是贪生怕死，而主要的是因为了目前革命形势问题，使我们不能不彻底的由共产主义者转变到三民主义旗帜下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余飞在自首宣言中还不忘为自己表功，声称，“我们为什么脱离共产党，也许你们要骂我是叛徒吧？然而事实上怎样呢？我自参加和领导革命运动以来，哪一次不是站在最前线？许多事实的证明，我会脱离你们，作你们的叛徒吗？”然而，他究竟作了叛徒，又为自己辩白道：“我在消极灰心之余，同时我又以我在斗争中得来的经验，很客观的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始发现中国的出路是民族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没有前途。”

一些意志软弱者在自首宣言签上自己的名字而获得自由——只是身体的自由的时候，心灵从此已被紧紧地禁锢起来了。所有这些辩解，不过掩耳盗铃罢了。

作者：关明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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