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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追星女孩的反思:追星七年现在才懂要问自己值不值
2020-08-05 13:50:48来源: 经济观察报

 

冬至前夕的六月花园咖啡厅在暖黄色灯光的烘托下让人忘记了年终的琐碎,记者和祁予(化名)就约在这里,聊一聊她的“追星”故事。2020年六月祁予就满二十岁了,“00后”的她在采访间隙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其实也不小了”。

她安静、慢热,说话声音不高,语速不疾不徐,不习惯目光长时间地接触,对待每一个问题都会尝试认真思考后再给出答案。很难想象这样的她会在机场等待idol(偶像),暂时地破除习惯性的腼腆,举着手机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以获取短暂的关注。

祁予说自小她就是一个“非典型”的海淀学生,不同于同辈人的“夙兴夜寐”、“悬梁刺股”,她对待课业的态度一直不松不紧,这也为她抽空追星的习惯留有余地。2012年,祁予刚刚开始有追星的概念,这时的她正在读六年级,开始喜欢韩国三代男团中的一位中国人,这份喜爱一直延续至今,按饭圈的话说,他是她的“主粉”。

就在去年,祁予还在粉相声圈,哪怕是在高三学习紧张,她也会一边听着相声手底下加速忙着作业。抖音是她兴趣的入口,偶然间刷到的短视频让她觉得德云社中的一位青年相声演员很有意思,但她也只追这一个人,因为“多多少少也会考虑颜值的”。

多年追星的习惯左右了祁予的人生选择。让她“力排众议”地坚持读了高中、大学,并选择了现在的传媒专业,她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可以是一档综艺节目的后期,或者能跟着剧组的,让她能够跟自己的喜好尽可能地挨边。而原本按照家里的设计,祁予现在应该是名护士,尽管辛苦,但胜在工作稳定、待遇尚可。

祁予的大学仍在海淀区,临近期末,大部头的作业任务都已完成,只剩下一门英语课的考试不咸不淡地挂在一月,提醒着大家上半学期并未完全结束。她说大一的时候很开心,同时也是她密集线下追星的时期,但进入大二仿佛换了天地:课业明显繁重不少,以至于不得不在学业和追星之间作出选择,而来自家庭的有关是否要开始准备考研的压力也在逼近,这些困惑时常萦绕脑际。

时间从不停滞,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正在向她招手,但祁宇似乎还没想好,要以怎样的姿态迈入新世界的大门。

“追星是我人生的副本”

首都国际机场是饭圈女孩线下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一位饭圈女孩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写道:T2到达口对面的漫咖啡是全北京追星女孩都很熟悉的地方。她们是在这里将热乎乎的高清图传至站子(是明星的粉丝对于明星官网、后援会、粉丝论坛等的称呼)的。

根据偶像的月度工作时间表,她们可以掐点在此等候,接机送机皆可,如果来一趟可以接送到不同的人,心情会格外好。

这样的时间表很容易获得,知情者会在专门的微信号的朋友圈发出粗略版的行程,粉丝可根据自己的关注点私聊获得更精准的航班号,整个过程花几块钱就能搞定,有时也可以分毫不花,仅靠粉丝间的口耳相传便唾手可得。

祁予是今年3月开始才密集参加线下活动的。机场是经常要来的地方,搭乘机场线一来一回需要50元车费,对于频繁往来的祁予而言不算便宜,她和经常一起去机场的小姐妹发掘了一种更为经济的路线:先乘地铁去15号线的新国展站,再搭一班公交,这样一来单程花费不超过10元。

祁予说自己并不是会把钱全部花到追星上的那种人,“还是生活比较重要,工作党会花得比较多”,如果是线下的见面会,后援会会按实际的出资金额排出名次,前几名的粉丝才能拿到入场劵。她不清楚需要花多少才能获得这样的资格,但少说也得上万元。

不过演唱会或者其他需要门票的花费不能俭省,不久之后祁予主粉的一位idol将要出席一个商业活动,她很幸运地买到了原价票,“只要888”,与之对比的是价格惊人的黄牛票,“目前已经炒到4000多了”。祁予说这种“拼盘”活动,一般会聚集很多顶流,错过时间就一票难求,价格被炒成这样也是可以想见的。

祁予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000元,她说父母不知道她追星,周末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打工是缓解资金压力的途径,时薪19元。

如果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其实知道了也没什么,只要告诉他们没花什么钱就行了,”祁予说:“我爸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别人身上花这么多的钱。”

对于祁予70后的父母来说,在他们年轻时的90年代末、2000年初,追星的场景或许是像“十三邀”对话罗大佑那期回放的影像资料那样,全国的歌迷提前一晚聚集到上海,在《亚细亚的孤儿》的弹唱声中期待着与罗大佑的会面,又在次日演唱会结束后兴奋不能自抑,在衡山路的酒吧里唱一整晚罗大佑的歌。

技术的进步让追星的介质不断迭代,从收音机到随身听、到光碟再到MP3,最后全部归于一部小小的手机,我们用了许多年才能做到轻而易举地、随时随地跟偶像“接触”。但生来就是互联网原住民的00后不满足于这种虚拟的联系,他们要通过频繁的线下活动不断回溯,回溯到面对面的真实接触。“线下的获得感更强。”祁予简单地归因于此。

为什么要追星?在诸多接受记者采访的饭圈女孩给出了大体相似的回答,其中一位的感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她说“追星是我人生的一个副本,进入了一个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在这里可以什么都不用多想。”祁予也同意,认为“追星是可以解压的”。

“一切都关乎排面”

一部分饭圈女孩的注意力在今年从选秀圈转入了相声圈,祁予的节奏恰好相反。

2018年,两部现象级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接连播出,随后产生一系列限定偶像团体,这一年也由此被称为是中国的偶像元年。这一势头在今年有所延续,类似的选秀节目如《创造营2019》、《青春有你》也陆续播出,祁予正是被后者所吸引。

祁予是从头看到尾的,也是出于对其中一位练习生的喜爱,她开始将注意力放到线下。在手机的便签中,按照年月日地点的格式,祁予整齐地列出了今年参加过的线下活动,地点涵盖大厂、三里屯、工体、世贸以及悠唐等地,从3月24号起,平均每月参加2至3次,最后一次线下活动时间定格在11月8日。

喜欢限定团的成员是很累的。祁予说,几乎一切都关乎排面。所谓排面可以理解为“有排场,很体面”。具体体现在,到场的粉丝多不多,灯牌亮不亮,微博的相关话题是否火热等方方面面。于是便需要粉丝各显神通,根据自身的情况出钱或者出力。一般情况下,演唱会门口会发应援物品,想要领到需被考核超话等级,等级不够代表“粉得不深”,是不能免费拿到的。

听演唱会藏灯牌、举灯牌是最为常见的一项。祁予就参加过一次需要提前一天去门口排队的演唱会,这是粉丝自发的行为,目的是抢占前排的栏杆,好挂上“自己家”的灯牌。

祁予回忆:“五棵松还好一些,没有那么多爷爷奶奶,工体附近老年人挺多的,我们打着伞,坐在小板凳在场馆门口排队,总会有爷爷奶奶过来问我们是干啥的,但给他们解释完,他们也不理解,以为是没有票可以买,需要排队往里冲。”

回忆起这次经历,祁予觉得前半段还算美好,在漫长的排队过程中,会有后援会的同伴来送“物资”,大家坐在路边吃冰棍、聊天,甚至有点像漫画里的夏日午后。剧情在进入安检前急转直下,场馆内是禁止携带灯牌的,粉丝需要使出浑身解数藏好灯牌再顺利通过安检。

按照分工,祁予将灯牌藏在衣服下面,电池放进鞋里,打了头阵。也许是面色紧张,让原本就严格的安检人员看出了端倪,越发细致地排查。“那天的安检很凶,查到我之后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只想灯牌不被扣下,哪怕不带进去,但是安检就是不答应,后来我什么都没拿,直接进场了。”说起这段祁予的情绪第一次有了波澜:“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卑微,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但线下的“见面”是会上瘾的。祁予在机场鼓起勇气喊了idol的名字,“他回头了,我们就接着喊,他就不停地朝我们鞠躬,他出道不久,那时候公司不让他与粉丝直接说话,也不能收信。”这样的微弱联系让她们满意,舟车劳顿也值得。

在“养成类”选秀节目的影响下,idol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不再仅是“你主宰我崇拜”。很大程度上,idol的人气是靠粉丝辛辛苦苦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idol需要有事业心,而拥有事业心的标志之一是不能过早地谈恋爱。不过粉丝的这把标尺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面对年将30岁的主粉的idol近年来不断的绯闻,祁予也会开导自己:毕竟他年纪大了,有这方面的需求。

权利与义务大体是对等的,与“我愿意”的付出相对应的是对其“很严格”的审视,当idol的发展偏离了预先的期待时,“脱粉”只是时间的问题。

一位1998年出生的人大数学系女生告诉记者,哪怕是idol是在综艺上,表现得过于热忱,也会成为粉丝脱粉的原因,或者是在抖音上使用了疑似“阿宝色”的滤镜,也会引来内心的嫌弃。

祁予也有相同的疑惑:心里觉得不好,但又不能说他,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结束后,她和几个饭圈女孩碰头聊一聊idol跑偏的点,彼此约定退圈换墙头,但私下又忍不住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他,心甘情愿打钱,默默脱粉似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她们管自己叫“妈粉”,同时也是“虐粉”,认为idol的努力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如果自己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

严格审视也会投射到idol周遭的人身上,在饭圈语言体系中,有一个词叫“吸血”,大致是指一个高人气idol和人气略逊一筹的idol捆绑组成cp(couple),后者就会被前者的粉丝认为是在吸附前者的人气。这种人气的外溢会使后者的粉丝得到一句不留情面的“你们也配”?

“我觉得累了”

11月祁予很忙,需要交几个作业,她告诉自己这个月把追星的事情放一放,专注学业,忙完再好好去追。这也是线下活动停在了11月8号的原因。

不过就在祁予交了最后一份作业的当天,她喜欢的idol去上海拍戏了,“我今年都见不到他了。”说到这里祁宇的情绪明显低落。双眉下意识地微蹙,似乎是想哭,但是转而她又会用手指慢慢抚平眉头,深吸一口气说:“没关系,我过一阵子就好了。”

可以看出祁予纠结的事情不仅仅局限于是否能够再去见idol的层面,她开始感觉到矛盾了,因为追星于她不再是单纯的快乐:“我打这么多钱,花这么多精力,他可能也不知道,同时也帮不到他,我会问自己这样值不值得?”

她说:“我有点不想追了,一方面自己有很多事情,另一方面还要看他的时间安排,一段时间不追就会变懒,不过看到朋友圈的一些内容,又很好奇,就赶紧去搜,整体都是滞后的,这种感觉不太好。”

关于未来,祁予不是没有想过去做职业的站姐。事实上在线下认识的饭圈女孩中已经有人放下学业,去做专职站姐了。

不过看到的、听到的站姐的辛苦让祁予再三考虑后搁置了这一选择:“站姐并不是想象中把爱好变成工作那么简单,需要按照idol的行程安排自己的行程,也不只跟一个人,还需要拍图、修图,况且站姐也不能总是这样跑来跑去,也会有年龄大的一天,也会有兴趣消退的一天,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她的情绪第二次起了波澜。

更何况粉丝经济的产业链尚不规范,仍存灰色地带。也曾有站姐售卖PB(photo book),收了定金但没有下文的事情出现。祁予自己也遇见过为了偶像公仔定制了衣服,交过定金,看到了设计图的一稿、二稿之后,对方跑路的情形。很多情况下,粉丝会觉得不过几十块钱,不予追究,但说到底还是投诉无门。

而一些经纪公司也惯会利用粉丝心理,联合音乐平台牟利。通过设置复杂的条款,促进数字专辑的销量。以某个限定团为例,在去年就推出了“MV解锁活动”,如若整体销量或某一成员单曲销量达到227万首,则所对应的团体单曲和个人单曲都可拍摄MV。如若整体未达到,则销量最高者能够获得拍摄MV的机会。

于是整件事成为了粉丝砸钱换资源的一场赌局,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不断加码,到后来每个人的花费都超出了此前的预算,为其中一个idol获得了单独拍MV的机会。当时参与过的专辑购买的女孩告诉记者:“后来拖了好几个月才拍出来,最后质量很一般,这期间不少人已经脱粉了。”

但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金钱以及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一位之前忙前忙后做数据、买专辑的,在最后结果公布前一颗心纠在一起的女孩子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愿意用“不堪回首”做总结。

另一个细节则是,在同记者说到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偶像的名字时,这些饭圈女孩都会不自觉地压低声音,似乎是避免引战,但在真实世界中其实大可不必,不用顶着微博小号谨小慎微,生怕引来粉丝间的不必要的竞争。

追星的快乐与失落她们都尝过,祁予说:“如果有一天,我喜欢的人在线下活动中看到,有这样一个人在支持他,他一定会开心,我也会因为他知道而开心,秉着这样的念头,我也会一次次去,这就有意义。”

聊天在傍晚时结束,记者和祁予在地铁知春路站告别,通勤的人群目标明确地鱼贯而行,走下地铁祁予仍不忘回头再次告别,报以微笑,努力尝试“开心一点”,毕竟太阳第二天总会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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