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粤港澳大湾区要在全球层面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进行合作和竞争，最核心的是能吸引到更多优质创新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1月26日发布《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其内容涉及国家层面“放管服”改革尚未放开的审批事项，与全国范围正在实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当中的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事项相关，具有很强的先行先试价值和改革破冰意义，相关实践有望作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经验，为未来在全国更大范围推广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以来，深圳深入对接中央要求、港澳所需、湾区所向、深圳所能，举全市之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3年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1月26日印发《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下文简称《特别措施》)，在科技、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交通以及其他领域，推出24条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持续推动放宽市场准入，牵引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措施》选择深圳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主要是围绕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和破除准入壁垒，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为市场“放权”，给企业“赋能”，以此探索更加灵活、更加科学的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为全国层面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更加完善的改革路径，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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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创新型企业市场准入 激发市场活力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涵。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等创新型产业(行业)领域，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到兼顾激发市场活力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依旧需要探索市场准入和监管“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边界。《特别措施》指出，要放宽先进技术应用、金融投资、医药健康、教育文化、交通运输、城市更新、养老托育等市场需求大、需求变化快、新技术应用多的行业领域市场准入，及时回应了创新型企业渴望放宽市场准入的呼声，有助于增强投资信心和激发市场活力，并在先行示范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多种因素交织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们要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情，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提振市场信心，增强投资意愿，营造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就业、收入、消费循环持续优化均衡，从而强化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内生动能机制。深圳是最具市场活力的城市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球创新型企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特别措施》向国内外企业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难得商机。要充分理解并用好《特别措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跨境数据业务、跨境金融业务、医药健康、网络游戏、全空间无人系统等深圳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领域，大胆试验和勇于突破，使企业自身发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增强新动能，加快转型升级应对外部冲击和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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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交易场所和应用平台 提升发展能力

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需要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作为支撑，进行要素和资源的交换、流通、配置。目前我国传统商品型市场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正在不断完善，目前急缺的是一些技术创新性强的产品交易场所、数据要素交易平台、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场景。特别是在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领域，此类产品的产业链长，国际分工细，我国是这类产品的主要需求方，但其供给和交易长期被全球少数跨国企业垄断，“卡脖子”问题突出。“卖家说了算，买家靠边站”，这里面既有技术层面被跨国巨头控制的原因，也有我国自身交易定价权过于分散、缺乏国际交易平台的因素。《特别措施》第一条就是创新市场准入方式建立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交易平台。《特别措施》明确指出，支持深圳优化同类交易场所布局，组建市场化运作的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打造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企业和产品市场准入新平台，促进上下游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集聚融合、集群发展。这一条措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可行性。

作为一种日益重要且非常特殊的生产要素——数据，其收集、交易和使用需要场所和机制。《特别措施》提出，在严控质量、具备可行业务模式前提下，审慎研究设立数据要素交易场所，加快数据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集聚与流通，鼓励深圳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开展地方性政策研究探索，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信息权益和数据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技术标准。这条措施是落实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举，它不仅将引领中国数字经济超前规范化发展，还将为优化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方式、统一构建海陆空全空间无人系统准入标准和开放应用平台提供数据保障，进而推动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先进技术在相关领域直接应用。搭建新型市场交易场所和技术应用平台，需要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技术体系兼容，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健康发展探路，这是深圳强化创新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更是我国锻造发展“长板”、丰富数字经济应用场景的务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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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全球高端要素和资源 增强内生动力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粤港澳大湾区要在全球层面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进行合作和竞争，最核心的是能吸引到更多的优质创新要素。《特别措施》指出要多领域推动放开市场准入限制，这将助力深圳形成更具吸引力的市场环境，加快汇聚国内外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和高端创新要素，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强大动力，为全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先行示范、破冰探路。同时，《特别措施》提出推动深港澳地区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支持深港澳三地通信运营商创新通信产品，下放深圳受理港澳服务提供者来深办医审批权限等新举措，也将有助于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引擎作用，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强化深港澳更紧密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吸引来了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要将其配置好，做到“人尽其才、技尽其利、钱尽其用、数尽其流”并非易事，要素的配置质量与吸引数量同等重要，这是区域发展内在动力的主要呈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吸引优质要素资源，两者不可偏废。《特别措施》中明确提出“人、钱、技、数”更自由和便利的流动方式，包括：允许进一步放宽会员国籍、人数和活动审批，为国际会员参与科研交流提供入出境便利;优化供应链核心企业对外付款结算流程;打破制约产业发展和创新要素流动的信息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推动先进创新成果直接应用转化;优化先进技术应用市场准入环境的措施;在国家及行业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出境)安全管理试点等。应该说，这些举措突破力度很大，涉及领域很广，改革含金量很高，是推进深圳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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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正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后者更多体现在规则、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开放，即推动内外部规则的衔接、互通。深圳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担负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的使命责任，更加重视以国际循环质量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放宽市场准入的措施，不仅针对境内市场主体，也涵盖境外市场主体，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规则、标准衔接等内容。《特别措施》明确，放开市场准入限制，稳步推进规则、规制、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例如，支持设立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加快设立若干科技类急需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建立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设立登记通道;参照国际通行标准确定会费收缴额度和雇员薪酬标准，建立与国际标准相适配的认证和测试体系等措施，这些措施将显著提升深圳在相关技术标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我国成为此领域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从制度层面有力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制度型开放将直接推动资本、数据等要素的跨境流动和配置，也会在社会民生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在保险消费领域，《特别措施》指出，推动深港澳地区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推动深圳与港澳地区建立有关资金互通、市场互联机制，试点在深圳公立医院开通港澳保险直接结算服务并允许报销使用境外药品。这条举措将减少港澳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同时把港澳成熟的保险经营管理延伸到内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措施》指出，下放深圳受理港澳服务提供者来深办医审批权限，进一步优化港澳独资、合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审批流程。在教育文化领域，《特别措施》指出，探索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部市联合审批机制。放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举办者市场准入，允许内资企业或中国公民等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促进内资企业吸引外籍人才。这些措施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弥补深圳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不足，还可以吸引境外人才，推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综合来看，《特别措施》中的内容，涉及国家层面“放管服”改革尚未放开的审批事项，与全国范围正在实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当中的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事项相关，具有很强的先行先试价值和改革破冰意义，相关实践有望作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经验，为未来在全国更大范围推广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放宽市场准入 市场经济体制 放管服改革 综改试点扩围 大湾区发展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