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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姚坤 孙庭阳

1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根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的解读，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均升至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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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河表示，1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12.8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春节假日消费市场回暖，服务业景气水平大幅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5个位于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同时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上月24.0个百分点以上，重返扩张区间，表明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活跃度回升。

安徽发改委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正月十六），安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97.4%、人员到岗率97.5%。春节假期，264个重点项目连续施工、同比多192个，预计完成投资54.5亿元、多44.7亿元。剔除春节假期影响，1月份文体娱乐、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与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增值税开票金额分别增长39.1%、28.2%、16.8%。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经济学家均认为，在防疫政策优化后，中国经济2023年复苏前景可期，推动经济复苏的根本之法是优化营商环境，给企业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要把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预估得更充分。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经济复苏成共识

不能满足于自然恢复，努力很重要

“不可能比2022年差。2023年的复苏，还有防疫政策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有国际、国内广泛共识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我们可以正常消费，也可以正常生产，对吧？回归到正常，这总归是好的。”

对“防疫政策优化后经济自然快速反弹”这一预期，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合理。在他看来，报复性消费并不一定会出现，但即便没有报复性消费，哪怕恢复性消费，也是非常好的变化。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也认为，旅游市场、消费市场的迅速复苏，对于恢复、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十分有利。但他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自然而然的恢复，政策还要有更好的发力，主观努力很重要。

“比如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有很多在前些时候已经受到极大损害。现在市场有所恢复，但这些企业可能还面临一些客观的困难。”贾康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一些企业原来的本钱可能都消耗光了，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未必有能力自己筹集新流动资金。这就不能光靠自然过程，一定还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做一些扶助和引导。”

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警惕政府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偏差

苏剑认为，推动经济复苏，政府最需要做的是给出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保证政策稳定可预期，谨慎使用封控措施。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也认为，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基于今天的现实，及时构建新的法律法规框架，依法去进行行业管理、产业管理。其实企业不怕政策干预，但预期要清楚，让企业有信心”。

贾康则提醒，在全力推动经济复苏过程中，一定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追赶世界创新大潮，所谓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完全靠市场自发力量肯定不行。”贾康说，不能够否定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实施尽可能合理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但应当警惕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比如‘双碳’政策，中央指导方针是持久战的系统工程，但执行过程中却往往分解成了碎片化的突击战，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直接上阵来拉闸限电，这就完全丧失了政策理性。” 他认为，政策要特别强调经济手段为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曾刚也认同推动经济复苏的核心是经营环境，“投资信心很重要，政府的投资尽管规模很大，可以有3万亿、5万亿甚至更多，但如果能激发社会投资就更厉害了，对吧？”

在曾刚看来，在政府助推经济复苏和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让企业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能有效提高各类政策和举措的针对性及效率。

一些地方政府在做产业规划或招商引资的时候，通常会强调自身的土地、厂房、优惠政策等优势。但曾刚认为，“其实政府首先应该问，企业需要什么，企业需要的各方面条件，哪些我能帮忙做好”。

曾刚建议，可以更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专业的细分领域多让专业的人参与。他举例：“在美国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的打压中，让我们难受的，不只是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行业协会。美国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时充分利用了行业协会的专业能力。”在他看来，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行业协会、细分行业专业人士在政策制定等活动中的参与度还不够。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正视地缘政治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把困难预估得足一些

苏剑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面临3个方面变化：

一是中美、中欧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中欧关系变化之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速都非常高，应该说对中国有一定的挤压和替代作用，这是不利因素”。

二是俄乌冲突，无论怎么发展，对中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是美联储加息放缓，如果停止加息，意味着美国经济暂时会稳下来，对中国的出口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美联储停止加息也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周期基本过去，接下来可能进入升值过程，不利于中国的出口，但是对于保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国际收支平衡现在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贾康也认为，对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首先还是中美关系，其中的不确定性需要密切跟踪，“主观上，应千方百计处理好中美双边关系，争取斗而不破，中央已经给出一系列的指导”。

管清友则提醒，中国处于超常规经济周期，在助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要把困难预估得充分一些。

“过去几年是极端特殊的情况，对不同社会群体心理上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显现。”管清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比如，有人变得更佛系、更躺平，冲劲没那么大了。再比如消费，很多人可能觉得物尽其才、性价比高是最好的，冲动性消费减少了。”他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会反映到一个人的日常消费、投资、工作等各个方面。

投资或成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亮点

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里，苏剑认为消费和出口的不确定性比较大，而投资可能是2023年一个比较明确的亮点，尤其是基建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政府在这一块可以做的事情多一些。

贾康则认为，外贸可能会碰到一些新的问题，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为更好地支撑2023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在主观上发力投资和消费。有效投资是关键，带动就业，带动老百姓收入增长跟上，以社会保障政策和其他的一些配套政策，使老百姓敢花钱，从而使消费潜力更好地体现出来。

具体到行业表现，贾康认为得看政策的设计、执行如何促发展，光讲客观条件不够，还要主观努力，比如中央已经强调了新基建的重要性，适当超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要和老基建相互呼应等，如果2023年处理得好，应该有亮色。还有就是要完成数字经济平台整改，要按中央要求尽快推出一批绿灯项目，继续鼓励他们创新发展，这也应该在2023年成为一个亮点。

“政策对房地产业的暖风频吹，是主观努力。客观的基础，则是我们确实还有这个潜力。不能光看前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问题以后的萧条，处理得好，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方面还有可观的空间。”贾康说，“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在2023年更好地体现应该是大概率的。我觉得在目前的大格局之下，从一线城市到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一定会有亮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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