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能在不经意之间进入一个‘透明人社会’。”日前，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马进向媒体介绍其拟提交的“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提案内容。提案列举包括平台责任不够细化、“告知-同意”机制徒具形式以及维权、举证困难等法律具体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细化纠纷处理机制、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和加重被告举证责任等降低受害者维权门槛的建议。

随着《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个人信息保护条款的不断明确，不仅是国家层面已经非常确定地建立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诸项法治规则，更重要的是，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个人信息保护的全民共识与权利意识也已经形成。而此番政协委员提案，恰恰点出了立法与法律具体实施之间的衔接性问题，“徒法不足以自行”，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必须靠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去“亲测”有用、好用，来让法律发生效力、落地生根。

国家立法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原则有了，规则也立了起来，只是在此过程中负有法律责任、承担法律义务的机构、平台究竟是否把法律当真，却也在考验着法律监督的常性与刚性。据南都“隐私护卫队”的年度报告，即便是到了2021年底，被测评的150款App依然存在“隐私政策不易读”的情况：要么隐私政策每个章节或者一股脑“直给”、不分段，要么页面字体大都出奇的小。与政协委员提案所述“以冗长模糊、暗设陷阱等面目示人，异化为空头支票乃至避责手续”的现象，可以说是隐私保护现状的“一题各表”。对此，监管部门的常态执法与严格处罚就显得尤其必要，当然也可能成为最直接的部门反馈。

至于一揽子降低受害者维权门槛的建议，涉及更多立法完善、细节优化的内容，更适合在“两会”这个公共议事场合被讨论、被直面。公民个体的隐私维权现状，有单枪匹马的民事征伐，也有为正在探索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提供线索、反馈受害情况，更有在极为严重的电诈刑事打击中扮演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角色。而就在日前，最高检在发布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相关数据中点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行为”。

长期存在的举证难问题，可以因应法律层面的民事支持起诉、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的程序细化来逐步解决。而在此之外应当看到，即便是在有强大的执法、司法部门加持情况下，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依然还有极为普遍的司法成本与维权收益不匹配的问题。据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梳理，仅在2020年全国就发生过至少十余起个人信息泄露案，而多数泄露者最终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行政拘留和罚款为主。尤其尴尬的是，可能并不多的罚款也与受害群体并无直接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个人信息保护案件受害者维权动力不足的原因，其一在司法成本过高，其二则可能是获得赔偿的路径模糊。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需要细节层面的制度完善，除了司法程序的配套，依然有赖通过进一步加大违法者的举证责任和增加其违法成本来实现。特别是在增加违法成本方面，也要更多地关照到隐私泄露案件的受害者补偿问题，明确其应当获得的赔付份额。同时在监管处罚份额中，也可以考虑拨出专款以奖励、抚慰向国家机关提供案件线索的受害者。维权门槛低、“疗效好”，对隐私保护观念的普及同样是促进。

有理由相信，降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受害者维权门槛与提高受害者赔付的制度预期，都是对国家个人信息保护的正向赋能，更是对“随时可能成为透明人”的普通公民的细节关照。

关键词：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完善配套细节 细化平台责任 平台监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