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与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低生育欲望的社会环境。在熟知的“医疗、教育、买房”三大压力之外，生育问题同样困扰着当今女性在职场与家庭的生存状况。从引发热议的“95后HR提出谨防未婚未育女性骗产假”，到由“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认知引发的“丧偶式育儿”讨论，怀孕女性所遭受的“母职惩罚”和家庭生育责任的分担不均，引发了“打工人”群体对生育问题的负面思想趋势。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生育产假是我国统一实施的“全面二孩”的配套制度。而近期两会中蒋胜男、冯丹龙等代表提出的“延长女性产假”与“适当延长男性育儿假，拉近男女产假天数差异”，即是在通过“男女同休”推动男女两性在有偿工作中的机会平等，和无偿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引导女性回归生育自由与平等的职场环境。同时呼吁男性以“父亲”形象参与育儿活动，抑制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在家庭中的强化和再生产，最终提振生育率。

笔者认为，将男女同休产假作为解决生育问题对职场与家庭双重影响的措施，的确有利于缓解因男女双方产假时间差异而对女性造成的“母职惩罚”。但问题的本质——产假带来的用工成本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男女双方可同时享受长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带薪产假，将为企业新增一笔额外的用工成本，因此会导致包括男性在内的“已婚未育”或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的劳动者群体，在职场上遭受针对或遇冷。其次，延长男性陪产假并非让“父亲”回归育儿活动的关键，倡导性别中立的家庭观念才是合理分配育儿责任的前提。

要有效消除因休产假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产假制度并非核心，关键是加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更加合理地化解、分担因休产假等增加的诸多成本。

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女化的背景下，生育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生育成本社会化”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主流政策。女性因生育所遭受的职场歧视多源于带薪产假产生的用工成本，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补贴企业，来弥补女性职员因生育带来的额外成本，从根本上化解“母职惩罚”。其次，还需强调性别中立的家庭观念，强调两性在家庭责任方面的平等，呼吁“父亲”形象回归育儿活动，以消弭“丧偶式育儿”的现象，构建对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生育友好型社会”应为育儿家庭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分担因育儿而增加的开销。年轻一代“恐婚恐育”多源于生育成本的重负，因此政府可以执行向育儿家庭倾斜的、以儿童优先为原则的公共资源分配政策。有关方面可以从住房、交通等公共领域着手，赋予育儿家庭以更高的权重申请经济适用房、公租房或购房公积金贷款，或是参考日韩等国，实施涵盖生产前后医疗费用的生育保险计划，减轻育儿家庭在各方面的开销。

生育意愿低迷的当下，我们不应局限于产假制度上大做文章。加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促进年轻一代对稳固家庭关系的向往，才是提振生育率、缓解生育焦虑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男女同休产假 延长生育产假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提振生育率